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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(第2页)

  没等老吴叨叨完,杜湘东已经纵身跃下了河沟。就算酿成了大祸,但他确定,此刻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仅仅几年前,东北的“二王”还让半个中国的人闻风丧胆,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丢失一把枪,那种后果是连想都不敢想的。两公里以外,就是最近的一个自然村;五公里以外,就是郊县的县城;二十公里以外,就是西单、王府井和天安门。哪怕挨上一枪、两枪,直至八枪,他也不能让那把枪流落出去。他杜湘东的从警生涯已经够憋闷的了,绝不能让这种憋闷变本加厉,成为压得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耻辱。

  好在不是汛期,河道里只淌着浅浅一条溪水,又好在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小雨,河床里**在外的泥地半干不稀的,印着几个凌乱而新鲜的脚印。看来老天爷总算没让他把背字儿走到底,杜湘东顺着足迹追了下去。犯人对地形不熟,手上又戴着铐,跑也应该跑不远,而凭借着百米跑进十二秒的体魄,他有信心追上对方。风从头顶的河岸沿大地掠过,吹得整片天空像块破布似的抖了起来,河道里却静谧得连空气都凝固了,只剩下脚踢着鹅卵石和胸膛里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。也就过了五分钟,或许更短一些,杜湘东便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见了一个隐约的人影。那人因为无法张开双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跄跄的,远看几乎不是在跑,而是摇摇欲坠地飘在了半空。

  “站住——”估摸着进入了对方能听见自己声音的距离,杜湘东喊了一声。

  犯人一晃,继续跑。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,杜湘东咬了咬牙,让两腿倒腾得更快了。前面的是姚斌彬还是许文革?如果是许文革,一旦困兽犹斗,那么就要难对付得多。而无论是谁,他的手里都是有枪的。想到这一点,杜湘东把身体伏低了一些,同时跑起了蛇形路线。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间,握住了事先打开保险的佩枪。两百米,一百米,前方的背影从模糊变为清晰,杜湘东认出了那是姚斌彬。五十米,二十米,在又一次蛇形跑动时,他已经能看清那孩子毫无血色的脸,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里的枪了。

  如果他敢举枪,那么自己只能先开枪。作为警察,杜湘东出枪的速度和准头都要远远强于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毛孩子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听见姚斌彬伴随着咳嗽,拉风箱一般大喘粗气,他仿佛看见了7。62毫米子弹贯穿对方胸膛时的血光。电影上的人挨了枪只会留下一个洞,往往还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洞,带着这个洞,反面人物还能求饶,正面人物还能交党费,其实这都是扯淡。按照弹道学的原理,子弹钻进肉里骨头里是会旋转、打滚儿的,因此造成的创伤面积远远大于枪的口径。如果打在头上,半个后脑勺都会给掀飞掉。

  因此杜湘东希望姚斌彬别犯傻。

  他甚至对姚斌彬喊了出来:“别犯傻。”

  而这时,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杜湘东意外的举动。就在两人之间的距离只剩不到十米的时候,他猛然站住,转过身来,对杜湘东似笑非笑。

  再一松手,枪落在了地上。姚斌彬束手就擒。

  此后的行为对于杜湘东而言就是条件反射了。他冲上前去,娴熟地将姚斌彬按倒在地,又从兜里掏出一副手铐来,将姚斌彬的手和河道边上一棵碗口粗的小树铐在一起。他捡起老吴那把失而复得的枪,检查了保险和弹匣内的子弹数量,随即向天鸣枪三声。跑了犯人,看守所里一定进入了紧急状况,按照老吴的指引,也一定有一队管教和武警正在火急火燎地沿着这条路追过来。

  至于逃跑的具体细节,直到日后审讯姚斌彬时才得以还原。据他交代,主意其实早已拿定。在俩人刚到看守所的第二天,一块儿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的时候,姚斌彬就对许文革说,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。许文革一边承受着连绵不绝的拳脚,一边对姚斌彬咬牙切齿地说,那就想个辙。所谓想辙,无非是指制订逃跑计划。俩犯人利用放风的空暇,摸清了管教们换班的规律、高墙岗楼上的武器配备,最关键的是还观察到每个当班管教腰间都挂着沉甸甸的一串钥匙——那里面不仅有监舍门的,还有所里其他门的。而这些信息又是在劳动的间歇得以交流的。虽然杜湘东就在旁边监工,但俩犯人利用修理机器的噪声作为掩护,更利用心有灵犀的默契,每次只蹦几个字儿,甚至只用几个手势就把想说的都说清楚了。

  到了事发当天,杜湘东突然离开,他们认为机不可失,决定放手一搏。也没商量,一个眼神就够了:姚斌彬假装摔了一跤,吸引了老吴的注意,许文革用手铐锁链绊倒了老吴,顺势把他打昏在地。对付这个酗酒成性的老家伙,一个许文革绰绰有余。然后俩人摸走了钥匙,很幸运地试到第二把就打开了嵌在大铁门里的小铁门,随即按计划分散,姚斌彬跳进了河道,许文革沿着土路奔向农田。岗楼上的武警没在第一时间开枪,这是因为怕伤了和姚斌彬、许文革滚在一起的老吴。而当犯人分头跑远,子弹又没打准。

  针对案件的重点,上级派来的调查组还专门询问了抢枪的事儿。姚斌彬回答,开始也没这个打算,只不过当许文革按倒老吴的时候,佩枪恰好从枪套里滑了出来,他顺手就捡了。调查组自然不信,再深入挖掘动机,姚斌彬就交代,他本来胆儿小,再加上跑出去之后又要离开一直保护自己的许文革,于是便想随身带上一支枪。也没准备打谁,壮胆儿而已。这个说法得到了老吴的证实。当时老吴还有神志,听见许文革呵斥姚斌彬:“你拿这玩意儿干吗?”似乎还想把枪夺下来扔掉。而姚斌彬则回答:“赶紧跑,赶紧跑。”说完就先跑了。也就是说,逃跑虽有预谋,抢枪却属于即兴行为。

  看守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去追许文革,可惜没追上。那犯人的脚力比姚斌彬强,很快就钻进了庄稼地,又从田里潜入了山里。再组织干警搜山,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,早没影了。姚斌彬被捕,许文革依然在逃。这是看守所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工作失误,也是全国少有的恶性事件。因为这个后果,上到单位下到个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所里被取消了先进集体称号,所长公开做检查;再调查下去,上面得知俩犯人作为同案犯,却获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动的机会,尽管杜湘东与老吴也尽到了在旁监督的责任,并不算是明显违规,但还是一人追加了一个处分。

  然而在杜湘东的记忆里,案发当天的情形却远没那么狼狈。姚斌彬是由所长亲自带队押回去的。见到杜湘东,所长没说话,先揽住他的肩膀,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圈儿,这才长吁一口气:“没受伤就好。”那副神态全不像个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的老兵。

  杜湘东说他没事儿,犯人也没开枪。

  所长瞪了他一眼:“没开枪不等于没可能开枪。你哪儿能一个人往前追呢?”

  杜湘东说就是因为犯人有枪,他才不能再等。

  所长默然不语。一行人回到看守所,就见正门已经站满了人,不光有荷枪实弹的管教和武警,连厨子、清洁工和看电话的老头儿都出来了。不知是谁叫了一声:“杜湘东活着哪。”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,迎在前面的老吴更是挂着哭笑难辨的表情,脸上淌着眼泪、鼻涕以及口水。孤身一人追击持枪的逃犯,这说起来是多么凶险啊!追回来是英雄,追不回来没准儿就是烈士了。

  杜湘东的脸却僵着,进而红了。他想到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犯人逃脱,又想到了姚斌彬带着笑,近乎坦然地把枪扔下的样子。他自然还想到了和姚斌彬兵分两路的许文革。而这时,又从人堆儿里挤出一个人来,正脸像个红苹果,侧脸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。她的脸上挂着忧愁,咬着下嘴唇走到杜湘东面前,朝他胸口捣了一拳。

  然后她说:“你怎么不去死呀!”

  然后她又说:“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!”

  然后,她的眼泪就涌了出来,“哇”的一声扎进了杜湘东怀里。杜湘东的手尴尬地放在刘芬芳肩上,抱她也不是,不抱她也不是。他突然看见刘芬芳手里还提着个小网兜,网兜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两个牛皮纸信封。那是他送给她的列宁装、手表和金戒指。然而此时,刘芬芳却把他越搂越紧,勒得他都透不过气来了。刘芬芳忽地扬起头来,对着杜湘东的脸,又像对着在场的不在场的所有人宣誓道:“结婚,结婚,咱们明儿就到民政局领证去。”

  若干年后,当杜湘东若干次回忆起那一幕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: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。在那个春天,人们都在渴望改变什么并且相信自己真的能够改变什么,因而他们醉心于“改变”所衍生出来的概念、理想、梦幻……他们想要实现的“改变”有大的也有小的,有公众的也有私人的,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,但总而言之,都被赋予了一层浪漫的、具有审美意义的色彩。为了那点儿虚幻的价值,他们往往能把现实种种弃之不顾,这在后来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与刘芬芳的爱情,算是杜湘东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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