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仙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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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眼前的小徐胖子几乎成了重影儿，俩**变成四个了。对方的话也令杜湘东产生了亦幻亦真之感，简直像是身边的人串通许文革集体密谋了一出戏，只有他一个人不了解剧情该朝哪个方向发展。而他也知道，再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，小徐胖子只是执行命令罢了。他啪地磕着鞋跟转了个身，往走廊外走去。

　　他去找下命令的领导。新所长是个精力充沛的工作狂，每天六点就会出现在办公室，连带着职能部门也必须提前上班。但当杜湘东走进办公楼时，迎出来的却是管理科科长，告诉他，所长到局里开会去了。那不要紧，下午再来。杜湘东回了办公室，干坐了几个钟头居然不饿，挨到傍晚，重新去所长办公室外候着。这次接待他的仍是管理科科长，见面就一句：“所长还没回来。”然而杜湘东刚才上来的时候，明明看见所长的那台桑塔纳2000正停在楼门口。可见人家料定了杜湘东会再来，也早定下了答复他的说辞。

　　硬闯自然是行不通的，如今的领导越来越像领导，要想见面必须预约，否则就算违反纪律。况且，管理科的两名小伙子正警惕地盯着他呢。杜湘东只好又回办公室。偏这时，一个电话又追了过来，管理科科长告诉他：“所长让我给你带个话儿。”

　　杜湘东道：“他不是还在市里吗？”

　　管理科科长没理会这句抢白：“所长说，许文革这案子非常特殊，跟以前他跑的时候一样，上面又有大领导专门过问了。现在又是个特殊时期，所里的改扩建和集资建房正在审批的坎儿上，不能允许任何意外情况造成不利的影响……所以所长的意思是，你和许文革之间必须严格隔离，你最好先离开监舍，到别的岗位上待段日子。”

　　“你们是怕我再让许文革跑了，还是怕我把他杀了？”

　　“不是我们怕，是领导怕。领导定下的主意，我也只能传达。”

　　于是，杜湘东转岗去了内务组。消息传开，就有几个“老人儿”替他鸣不平，说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嘛。又说管教不能挑犯人，犯人却能挑管教，这哪儿是专政机关和专政对象的关系，分明是发廊小姐和嫖客的关系。但这些怪话也只敢私底下说，不能让领导听见。而对于转岗这个安排，杜湘东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。真要按照条例的要求，他现在也早就不适合在监舍干了。公然酗酒，纵容家属摆摊儿，哪一条儿不够他再写十份八份检查的？和许文革一样，他也是罪有应得。又是多么讽刺，现如今似乎只有“罪有应得”这个认识，还能说明他曾经是个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。

　　好也罢，坏也罢，作为警察，杜湘东再次有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许文革。并且他有预感，许文革是一定准备“做些事情”的，否则许文革就没有必要自首了，更否则，许文革也就不是许文革了。面对生活，许文革要比自己强悍得多，强悍者一旦证明了他的强悍，就会像被上天选中一样无所不能。但因为那道隔离令，许文革虽然重现人间，对于杜湘东而言却变得越发神秘了。这种状态让杜湘东既无法自拔又无法自处，他很想找人说说。找谁呢？刘芬芳、老吴还是老所长？都不是。杜湘东觉得他能说起这事儿的，还是姚斌彬他妈。

　　这几年来，他每隔些日子仍会去一趟六机厂。那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，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外加一片贫民区。厂子早已停产，作为一个老大难企业，它的运气还比不上刘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，没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愿意收购，留下的住户一多半儿都在吃低保。在这种环境里，要是没人照应，崔丽珍就有可能随时断米断药，还有可能被那些变得越来越刻薄的邻居们欺负。而自打从大同回来，两人之间也消除了话里有话、暗藏玄机的必要性。杜湘东曾经告诉姚斌彬他妈，许文革寄了三千块钱，只可惜按照规定，这笔钱只能由公安机关暂扣，就不能用于支付医疗费了。对于这件事，姚斌彬他妈也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此外再无其他表态。好像在加速的衰老过程中，她学会了将姚斌彬、许文革以及她自己全都置之度外。

　　提起话头是在一个下午，门外照例传来了谁家婆婆与儿媳妇的互相声讨。在这个楼道旷日持久的混战里，所有晚辈统称长辈为“老丫的”，长辈则称呼晚辈“小丫的”，倒好像这些穷人祖上都是阔过的，家家养着丫头。而杜湘东正把一台窗式空调的滤网拆下来，用毛巾蘸了水擦洗——空调也是刘芬芳她二姐淘汰的，当初给了他们两台，他便把其中的一台装在了这里，却没告诉刘芬芳，只说在废品摊上卖了——他机械地挥动着胳膊，又抬头抹了把汗，突然气血翻涌，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：“他回来了。”

　　姚斌彬他妈坐在桌前，应了一声：“哦。”

　　“不过不能来见您，法院还得判。”

　　“哦。”

　　“对了，自首的。”

　　“那还是个明白人。”

　　对于许文革的归来，女人这样评价。明白人，只不过明白得有点儿晚。总比姚斌彬强，姚斌彬连明白的机会都没了。但许文革真明白吗？姚斌彬真不明白吗？如果再深究，却不好说了。而杜湘东也明白，他不该再说下去了。再说就涉及姚斌彬了，有些事儿，当妈的最好永远不要明白。于是这番对话不仅戛然而止，甚至好像从没发生过。

　　有话没处说，那就怨不得杜湘东后来所做的那些事了。

　　内务组隶属登记处，其职责并非管理内务，而是检查在押人员与外界往来物品的隐晦说法。其中纸张和印刷品比较麻烦，需要审读一遍，以防传递不该传递的消息；酒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流进去的，烟却还好说；至于药品和其他特殊物品，就需要专门开具证明、说清情况了。既然许文革来时有人陪同，那么收到包裹也不奇怪。转岗过来之后的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，杜湘东都注意到了那个包装严密的纸箱。箱子个儿不大，也就一尺见方，听科里的人说，每次都是一辆奔驰车送来的。

　　看着封条上的“许文革”三个字，他得默默地做上一番心理准备，这才拿起裁纸刀将箱子打开。露出来的东西虽然不在严格的犯忌之列，但又和一般犯人的大不相同。首先是七条毛巾和七套内衣短裤，都是纯棉加厚的高档货，这说明许文革的毛巾和贴身衣服都是当日用次日扔，连洗都不洗。他一个逃犯，有那么爱干净吗？难道是那些年脏怕了，反而养成了洁癖？其次是几瓶药，喷剂，标签上写着外文，后来请教了所里的年轻人，才知道是增强呼吸系统功能的，通常用在哮喘和肺纤维化的病人身上。

　　通过这些物品，杜湘东得以想象着许文革的状态：他独居斗室，终日不见阳光，饱受呼吸不畅的折磨，但却神经质地保持着身体的洁净与精神的冷静。这个形象是孤独的、自闭的，同时还是诡异的。回来以后，许文革仍然像个游**在人群之外的幽灵。而杜湘东也意识到，利用如今这点儿可怜的职权，他仍然能够对许文革施加影响。

　　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他没收了全部毛巾和内衣。至于那些进口喷剂，他去咨询了一下狱医，得知许文革并无生命危险，服用药物只是为了“缓解症状”之后，便统统拧开瓶盖，将里面的**倒进了便池。可以想见，这些东西对于许文革而言都是必需品，否则他不会巴巴儿地叫人送来，因此也可以想见，一旦断绝供应，许文革将有多么痛苦、焦虑、寝食难安。但杜湘东就是要折磨许文革，哪怕用的是他过去所不屑的“鸡贼”手段。

　　如今铁门里的规矩也变了，最有面子的不再是好勇斗狠的牢头，而是那些在外面能量无穷的人。在新规矩里，因为经济问题进来的商人还能遥控生意，酒后驾车肇事的富家子总能召见律师，最让人不忿的是，对于某些落了马的官员，没落马的同僚旧部还会专门打电话来要求“关照关照”。看许文革的架势，俨然已经混成了那些特殊犯人中的一员，面对物资禁运，他会有什么反应？是公然抗议还是找人求情？杜湘东拭目以待。

　　一连过了几个礼拜，关押在“小号”里的许文革却毫无声息。从小徐胖子嘴里听说，有时许文革犯病犯得厉害，平摊在地上，两手扒着胸膛，那模样就像被装进棺材里活埋的人。饶是如此，许文革从未申请过就医，关于药品的不翼而飞也没对人提及。在杜湘东看来，对方与其说是在忍耐，倒不如说是一种示威。许文革仿佛是在告诉杜湘东：当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下作的老无赖，我却还是一条硬汉。

　　而杜湘东能做的，只有继续扣留、糟践那些物资。他不就是想让许文革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？这个目的已经痛苦而漫长地实现了，但许文革的表态却令他变成了真正被折磨的那一方。在检查那些包裹信件之余，他的酒喝得越来越多，用刘芬芳的话说，隔着八丈远就能闻见一股酒厂起糟的酸臭味儿。终于，在一次“撅”掉了半瓶二锅头之后，他做出了一个老无赖所能做出的最下作的举动。他在便池前方倒掉喷剂，解开裤子，往写满外国字眼儿的塑料药瓶里撒尿。尿得不准，溅了一手，他却还没尿完就生生憋住，冲回办公室，将药瓶放进了写着许文革的名字、等待转交进监舍的纸箱。恰好赶上转运物品的手推车来了又走，杜湘东随之展开了一段遐想：许文革又快犯病了吧？最好立刻就犯，如此一来，他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起药瓶，把那些浓郁的、酒精含量超标的**趁热喷到嗓子眼儿里去。那个味儿真是甭提了，那个场面真是太解气也太他妈的变态了。没错儿，变态。即使在醉酒的状态里，杜湘东也知道应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行为。都说警察这种职业很容易患上心理疾病，那好，他杜湘东总算赶上了这个时髦。变态也是被逼的，生活逼的，许文革逼的。

　　然后，杜湘东折回厕所，打算把剩下的那半泡尿撒完。

　　然后，他在门外遇到了那个代表许文革来找他的男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