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…对。”
“那我先忙,有事儿再联系。”
杜湘东挂了电话,木然半晌,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。墙纹丝不动,手却戳得生疼。
然后,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,到家时已近傍晚,宿舍楼都亮着灯,只有他家黑着。他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,“回北京”了,但开门进去,却见她还在,只是歪在**不理人。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,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,又发了会子闷,说声“睡吧”,就铺床躺了上去。躺着什么也不干,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。发呆很久,刘芬芳才开了口:“琢磨得怎么样了?”
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。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:“没怎么琢磨。”
刘芬芳说:“那你想什么去了?这都一天了。”
杜湘东说:“想个案子。”
刘芬芳说:“什么案子?”
杜湘东说:“好多年前,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。”
刘芬芳便沉默。片刻又说:“那案子我记得。跑了俩,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。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?”
杜湘东说:“知道。枪丢了,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。”
刘芬芳说:“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?”
杜湘东说:“当时那么急,哪儿想得到这个。”
刘芬芳说:“那你就没想到我?”
杜湘东说:“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。”
刘芬芳就扑哧一笑。她已经很久没扑哧一笑了,在黑暗中,杜湘东仿佛看到了她的正脸像红苹果,侧脸有几分像吉永小百合。笑完她又说:“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。辞不辞职,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我二姐说了,他们那边急,时间不等人。”
杜湘东便也沉默。片刻道:“不去了。我干不了别的。”
说这话时,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,然而话刚出口,心里还是一痛: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“机会”,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、分居着。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。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,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,教育他。人都活在现在,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。而“现在”又是一个飞驰的、稍纵即逝的概念,一旦被甩下,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它了。这个道理同学懂,刘芬芳懂,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,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。
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。杜湘东的思绪飘浮,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。在那天,姚斌彬入土为安。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,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,装在最便宜的骨灰盒里。盒儿上没镶照片,连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,墓地也不是正经公墓,而是厂里找旁边村子说了说,在田埂之间起了个坟头。街坊四邻帮着挖了个坑,搀扶着姚斌彬他妈把骨灰盒放进去,七手八脚地填满土,再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。姚斌彬,生于一九六八,死于一九八九,年二十一。安顿停当,众人便散去,只留下杜湘东站在女人身后。
母亲呆看着儿子的新坟。刚入土的人,按理是该祭一祭的,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。她半趴半跪,在坟前伏了片刻,然后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,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。日光明媚,看不见火,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。杜湘东往前跨了半步,这才发现那些纸他曾经见过,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,都盖着大红章。但他却像被慑住了似的,只是静默旁观,并未上前阻止。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,现在把欠条烧给他,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。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念头却让杜湘东心惊胆战:把旧账一笔勾销,这是否也说明姚斌彬他妈不想活了?
杜湘东想叫女人一声,却张不开嘴。
姚斌彬他妈倒像猜到了他的心思,回头笑了:“杜管教,你放心,姚斌彬是为我死的,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。”
于是她活到了今天。想到这里,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,像深不见底的夜空。愧疚感还是存在的,说一千道一万,只是苦了刘芬芳。而令他纳闷的是,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,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。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,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,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。她睡着了吗?当然没有。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。
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。天快亮了,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。她说:“杜湘东,你还不如那俩犯人。犯人还知道跑,你连跑都不敢跑。”
借着东方既白的微亮,杜湘东瞥向刘芬芳。她的枕巾湿了一片,眼肿得像个桃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