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仙小说

14（第2页）

　　同学道：“我想说的也不是许文革，而是你找许文革时，我给你介绍过一个当地的警察。他带你去查过线索，还跟你一同进过矿区。这人你还记得吧？”

　　杜湘东与同学对视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人影。那警察瘦高驼背，满脸通红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当初刚见面，他就自我介绍过，姓徐，不过后来竟忘了人家的称呼，只记得长相如同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。杜湘东这辈子唯一一次过了把刑警的瘾，正是在那个老徐的陪同下完成的。追许文革时，如果不是老徐把他拽出了矿井，没准儿命都送了。

　　见杜湘东迟疑着点头，同学就一股脑儿地说开了。他说老徐以前是省里有名的破案能手，门路广，脑子活，关键时刻反应奇快，不只杜湘东，就连他本人也承蒙老徐救过一命。当时是到山西抓一个抢劫犯，刑警同学在路边摊上看得真切，扑上去就要按人，没想到对方从怀里掏出一把鸟铳，顶住了他的头。正在这个当口，一旁策应的老徐及时赶到，一把攥住鸟铳，把枪口抬向天上，不仅救了警察，也没伤及群众。只可惜这样一条汉子，却在最不应该的地方翻了船。他很早离婚，前妻和女儿住在太原，女儿升初中那年，因为没户口，得交一笔择校费，但穷警察又怎么交得起？恰好有个认识的生意人说能联系上省城重点学校的领导，还说择校费可以由他先垫着。虽然知道天上不该掉馅儿饼，但因为常年感到对不起女儿，老徐也决定把钱借了再说。没过多久，便发现那生意人身上还背着一起伤害案，是讨债时指使黑道把人手剁了。对方求老徐放他一马，老徐不答应，依旧抓人。到了牢里，那人就反咬一口，揭发老徐勒索、受贿。虽然打了借条，又是在不知案情的状态下拿的钱，但追究起来仍属犯忌，于是老徐被从一线调离，找了个闲职挂着。

　　这一挂，就挂了七八年。但却闲不下来，不光许文革这个案子，地方上再有什么棘手的案情，仍会抽调老徐帮忙。老徐也不拒绝，他也许还幻想着上面既然用他，那就还有被“摘下来”的可能性。结果到了上个月，就出了事儿。铁路警方要端掉一个列车上的盗窃团伙，知道老徐熟悉地形，请他在大同段配合一下。但前两个站点收网过早，又没把人都抓住，余下的案犯被逼红了眼，刚看见身穿旧警服的老徐上车，就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迎了上去，照着肚子攮了一刀。老徐把眼一瞪，说声“小兔崽子，拳头还挺硬”，随后一头栽倒。等送到医院，发现肝脏被捅破了，又抢救了半个月，还是没救过来。

　　老徐死前，断断续续还有意识。这时上面想起来，还有一位得力干警正被“挂着”，于是位复原职，立功嘉奖。以前的领导赶到医院，把那份决议逐行逐句地念给老徐听，上面列举了老徐从警生涯的诸多事迹，倒像提前念了一份辉煌的悼词。刚念完，老徐便昏了过去，过了片刻又自己醒了过来，对领导说：“还差一条呢。”

　　领导手忙脚乱地问：“差哪条？”

　　老徐说：“我还拒过贿。”

　　听到这话，领导就有点儿尴尬，问：“还有这事儿？”

　　老徐就把何时何地拒过贿说了。听着同学复述，杜湘东也想起了当年他和老徐坐在洗浴城包间里的情形：俩警察一左一右，中间夹着煤矿老板和几沓现金。

　　刑警同学收尾道：“凭他以前破过的案子，足够当个省级以上英模的，但非要在材料里添上一条拒贿，就有点复杂了。没过几天，老徐就突发大出血去世了，所以这事儿算是他的遗愿，领导没法儿拒绝。可他又在钱上有过纰漏，而且当年告他的人还放出来了，怕就怕再咬起来，打了英模的脸，也打了组织的脸，那样影响就恶劣了。最后上面给出意见，一定要对老徐的说法再做核查，只有证实了才敢往材料上写。他们省厅的人先找到了我，让我私下跟你了解一下，你们当年到底拒没拒过贿，当时老徐又是个什么反应……”

　　“我能证明。”杜湘东说，“有人行贿，老徐拒了。”

　　“你呢，也没拿？”

　　“他都凛然成那样了，我怎么好意思拆他的台。要不是他，我还真不好说。”

　　“你实事求是就行，不必……”

　　“怎么着，山西那边信不过老徐，你也信不过？”

　　“我说的不是他，是你。没必要再踩自己一脚，据我所知，你也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　　“那你看我是他妈哪样的人？”

　　杜湘东吼了一声，却不雄壮，好像掐着嗓子嘶鸣。他扒在轮胎上的脚还抽筋儿似的一蹬，大切诺基纹丝不动，屁股底下的自行车先歪了，令他一个踉跄翻倒在地。刑警同学没再出声，从大檐帽底下冷冷打量着他。杜湘东叉腿坐了片刻，跳起来，一边噼啪拍打屁股，一边要过纸笔，也不回办公室，趴在汽车鼻子上写了一份证明。世事真是一环套着一环，跑了趟山西，还牵扯出了这么多案中案。他是第二次给人做证了，不过这次晚了。许文革活着，老徐却死了，还是死在一个小毛贼的手里。杜湘东一边写，一边心就疼了起来。他还感到喘不过气，得不时抚着胸口往下顺顺。用了两张纸，总算把该说的话说清楚了。同学接过材料，替杜湘东把自行车扶起来，仍未言语，走了。

　　过了俩月，老徐的噩耗渐渐在他心里淡了下去，另一件事却接踵而至。

　　杜湘东仍保持着探望姚斌彬他妈的习惯。好像脑子里藏着一枚闹钟，走得不准，但却迟早要响，敦促他去例行公事。而最近几趟过去，便在那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嗅到了别样的气息。先是每次进门，都觉得屋子干净了，摸摸窗台柜角，连北方城市难以避免的浮土也不见了；其次是盛米的塑料桶、装菜的竹筐总会满满当当的，甚而还有水果，并且不是附近菜市场里的寻常货色，无论苹果橘子都大而饱满，打了一层锃亮的蜡。

　　对于这些变化，杜湘东向姚斌彬他妈打探过。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他们送来的。”

　　这个说法无疑过于笼统，但也是标准答案。随着越发地老了、虚弱了，这半年来，姚斌彬他妈仿佛失去了辨人的能力和兴趣。从她嘴里几乎听不到完整的人名，而是用代词指称一切：我，你，他，他们。我还不饿。你来了。他把我的暖壶踢翻了。至于这里的“他们”，可以是厂子的工会，也可以是街道乃至区里的福利机构。跨了世纪以后，国家貌似从捉襟见肘的窘境里缓了过来，就连对于原先被刻意遗忘的困难群体，也能腾出手来照应了——可惜往往也就是一阵风，为的是配合什么检查什么活动。

　　当然，“他们”还可以是别人。杜湘东又问：“他们是谁？”

　　姚斌彬他妈便吃力地歪着脑袋，半晌才答：“他们就是他们。”

　　问也没用，再问就是故意逼人了，杜湘东不忍心。而他倒存了一丝悬念，想看看“他们”还要怎么表现。横竖也没事儿，他去得更勤了。那天又是周末，杜湘东骑着破车来到六机厂家属院，一进门，就见姚斌彬家的楼下停了一辆救护车，却不打闪灯，也不呜哇乱叫。当年翻捡垃圾的老太太早不知哪儿去了，接替她的是个中年妇女，脾气倒比前任随和，看见杜湘东，点头招呼：“来啦？”

　　杜湘东说：“来啦。”说着瞥瞥救护车。

　　妇女便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崔大妈命好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杜湘东魂飞魄散。在穷人的语境里，死得痛快或者死得不破费，就算“命好”了。他不敢多问，三步两步上楼，便看见姚斌彬家门口围了一群人，正伸着脖子往屋里观望。掀开布帘子，又露出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，围着姚斌彬他妈或问询或安抚，手上还操练着一些仪器。姚斌彬他妈却安然无恙，像无数个日子一样坐在桌前，神色出离。见到杜湘东进来，她才开口：“你跟他们说说。他们问的我都不懂。”